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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阮籍对“玉碎”型人格精神的坚守与革新阮籍的“兼顾”型态度，实际上包罗对“玉碎”“瓦全”两种态度的吸收、革新和融汇。而“玉碎”的态度是阮籍人格和政治态度的本色，这一点阮籍与嵇康是完全相通的。

区别只在于阮籍在分寸上的掌握。阮籍与嵇康在政治态度上是一致相通的，这个一致这基础就是他们在政治营垒上都是亲曹派，因而自然也是司马氏的阻挡派。

此外，他们反抗司马氏政权的渠道上也都是通过反礼教的途径。这是因为，从礼教角度看，司马氏取代曹魏是以臣篡君的犯上作乱之举，完全背离礼教的。

因此要通过反礼教来揭穿司马氏以礼教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原来面目，并体现出士人以“道统”自居，捍卫正统知己的本色。嵇康明确用文字宣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而阮籍则更多通过行为来表现对礼教的叛逆：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第》）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

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世说新语·任诞第》）旁观者品评阮籍是有礼教凭据的，除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外，《礼记•曲礼上》还明确划定：“叔嫂不通问。”所以阮籍说的“礼”也是指《礼记》这条划定。两条故事都能看出，阮籍靠近异性的目的，并非他对异性有什么非分之想，而就是要和礼教对于男女关系的限制礼仪公然唱对台戏。

更为严重的反礼教行为是阮籍在母丧期间的一系列行为。他接到母亲去世的信息时，“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

从他“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的行为中能看出他对母亲的真挚情感，但听到丧信依然下棋并饮酒二斗的行为显然又是违背礼教的。足见他是把亲情和礼教完全对立起来的。

更有甚者如：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盘蹲不哭。

裴至，下席于地，哭，怀念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作甚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

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这“方内”“方外”之别，即为“礼教内”与“礼教外”之别。

可见在外界眼中，阮籍已经俨然成为与礼教势不两立的对立面人物。（本文选自宁稼雨《阮籍：痛苦煎熬中的自我逾越》，《文史知识》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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